作者按：本文為莊陳有、梁建勳所撰

1974 年，孟加拉吉大港大學的一位經濟系講師借出了27 美元給一個農民購買生產工具， 由此開啟「微型信貸」（Microfinance）的概念並且成立了世界上第一間專門貸款給窮人的財務機構：鄉村銀行（Grameen Bank），亦稱窮人銀行。在往後30 多年裏向600 萬孟加拉人放款超過30 億英鎊。

32 年後，尤努斯教授（Prof. Muhammad Yunus）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以表揚他對發展中國家消滅貧窮的貢獻。窮人銀行透過向社會草根階層貸款，協助他們脫貧的概念已廣為世界各國所接受，而且被視為解決弱勢社群貧窮問題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微型貸款的發展表面上非常理想，而尤老師的貢獻及所獲得的肯定更是實至名歸。但現實不止不浪漫，而且相當殘酷，微型貸款在實際運作上涉及很多考慮因素，亦面臨不少困難。本文嘗試從它的目標、發展、成就、局限及前景作全面分析。

透過合作社或儲蓄互助社向街坊及同鄉貸款渡過難關， 在世界各地傳統社會， 並非什麼新鮮事物。就以香港為例，幾十年前香港市民經常與親人、朋友及街坊「做會」，大家每月供款，到有需要時就「標會」，然後分期本息歸還。近二三十年，由於香港人生活水平已大幅改善，而且銀行及財務機構的服務幾乎覆蓋了香港所有市民，所以「做會」風氣早已式微。不過在很多發展中國家， 銀行及財務機構發展遠不及香港，而私營財金機構對貸款申請人的工作以至住址均有限制，再加上交通及地理上的限制，到了21 世紀的第二個10年，世界上仍有25 億人得不到銀行服務，窮人銀行因此應運而生。

窮人銀行成立目的是要服務低收入社群，給予他們一個持久而高質素財務服務，協助他們提高生產力。早期窮人銀行的運作模式比較簡單，一個慈善團體（NGO）在取得捐款資助後便開放給合資格的弱勢社群成員申請小額貸款。貸款目的多數是購買簡單生產工具、農作物種籽或牲口，亦有貸款用於天災後重建家園或是用來繳交子女的學費；後來微型信貸逐漸發展到向一群村民或小社區發放貸款，用在地區小型基建如安裝小型太陽能發電機、建立現代化衛生及食水設施等。根據過去30 年在南亞及非洲的經驗，較多借款人是農村婦女；而借款人的壞帳比例偏低，一方面是因為借款人大多是比較淳樸的農民，另一方面向社區的貸款由一群互相認識及長時間共同生活的人共同負擔，責任感較强而少有拖累其他人的情况出現。

30 多年過去了，世界銀行數字顯示全球有1.6 億人受惠於微型貸款。窮人銀行亦由最初一些發展中國家本土慈善團體各自為政的情况發展到今日不止跨國非政府組織如英國國際援外合作署（CareInternational UK）、印度布奇拉銀行（BRACBank）、埃塞俄比亞的阿姆哈拉信貸和儲蓄機構（Amhara Credited and Saving Institutions）和哥倫比亞的WWB 基金會（Fundacion WWBColumbia）參與其中，而且各國政府亦大力推動窮人銀行的概念，作為扶貧計劃中重要的一環；以2013 年為例，透過窮人銀行執行的微型貸款計劃總額已達到815 億美元。此外，亦有不少國際財金機構如巴克萊銀行及跨國企業亦將對窮人銀行的支持作為「企業社會責任」中的重要環節。

以不同地區個案分析，微型貸款有很多成功例子。在越南，由比利時政府資助的乳牛畜牧計劃（1997 - 2001）超額25％完成，貸款回收率接近100％，當中的收入足以維持整個計劃的可持續發展。在印度「環球援手網絡」的個案中， 拉克希米女士（Lakshimi）先後向鄉村銀行貸款764 美元，開始她的成衣銷售事業，現在平均月入638 美元。在窮人銀行Tujijenge 的幫助下，坦桑尼亞人法蘭克（Frank）貸款100英鎊，改善他的水果檔貨物運輸，結果他的收入由每月15 英鎊上升至每月50 英鎊。就算在香港這樣高度發展的地區，政府亦與非政府組織如香港青年協會合作，推出「香港青年創業計劃」；2013 年，香港按揭證券公司更與銀行及非政府組織合作推動「小型貸款計劃」作為改善青年人階級向上流動的重要方法之一。

踏入21 世紀以後，窮人銀行經歷了一系列的困難及挑戰。首先，貸款給窮人並不等如解決貧窮問題。根據來自南亞次大陸的數據指出，只有5％受助人能成功透過微型貨款脫貧，因為金錢是手段而不是解決方法，貸款給窮人後要確保貸款的用途能協助窮人自力更生，提升生產力，從而增加收入，否則貸款只會令窮人添加一筆新債務，令他們更難脫貧。而發展中國家不少開辦窮人銀行的慈善機構卻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去查察、去跟進。南非公積金計劃（Provident South Africa）就是典型的失敗例子。

窮人銀行大部分獨立運作，各機構受助人的資料並不互通，在這種情况下，一個窮人往往向多個機構申請貸款，最終令他債台高築，貧上加貧，自然沒有還款能力。以越南FAO 計劃為例，平均一個窮人向FAO 貸款五次，而有關團體管理能力欠佳，壞帳率高達15-20％，而拖延還款的情况亦相當嚴重。再加上有些國家如印度的地區政黨TDP 鼓吹借款人不用還款，2005 年後窮人銀行的壞帳率大幅上升。

而且據資料顯示，窮人銀行的貸款主要受惠人並非當地社會最貧窮的一群，而是那些窮人中有基本謀生能力以及明白脫貧大致方向的人。相反，最貧困的一群人連尋找脫貧方法的能力也沒有，因此亦不會成為窮人銀行的受益人，以非洲尼日利亞為例，微型貸款的主要受惠人集中在首都拉哥斯附近，因為偏遠地區居民放款的成本太高而令各鄉村銀行卻步。

再者，相對於一般銀行而言，窮人銀行每個交易涉及金額少，而且申請及審批個案數量龐大，再加上服務對象往往居住於偏遠地區，發放貸款及每次收取分期還款亦涉及大量人力物力，因此窮人銀行所收取的利息亦比一般商業銀行高，以肯尼亞的情况為例，窮人銀行貸款年利率一般在35 至45％之間，個別例子利率更高達80％。印度安得拉邦在2010 年更因微型貸款還款壓力過大而導致一連串借款人自殺事件，形成「安得拉邦危機」，令世人進一步質疑小型貸款引發的負面問題。

最後，一些成功的窮人銀行的如印度的起山小額貸款（KisanMicrofinance）和坦桑尼亞的頁圖小額貸款（YETU Microfinance）更在所在地的股票交易市場上市。理論上，利用主流金融市場促進社會企業發展可以擴大社企的資本及融資途徑，對受助人而言是好事。但實際上，市場化後的社企很容易扭曲它成立時的初衷，並改變了微型貸款早期人性化的本質，變成一項商業活動。不少人質疑一間上市的窮人銀行最終的目標是什麼？是幫助窮人脫貧還是為股東投資者向盈利而努力？當借款人知道借錢給他的不再是一個以服務為主導的機構，他努力工作去還款的意欲亦下降。因此，微型貸款的市場化與否及程度深淺值得人們深思及反思。

面對21 世紀後窮人銀行出現的種種問題，2008 年開始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方面，不少發展中國家政府如印度在針對窮人銀行過度擴張及過度放債問題而收緊相關借貨條件，減低壞帳風險，同時避免貧民因過度借貸而泥足深陷。

另一方面，不少管理窮人銀行的非政府組織亦明白到自身的不足而尋求財金專業機構的協助。以英國為例，巴克萊銀行與英國最大微型貸款機構國際援外合作署提供財務建議及協助，大力推動「農村儲蓄及貸款組織」計劃，透過整個社區成員的共同儲蓄為當地基建提供資金。

而在鄉村，窮人銀行今後貸款更傾向以社區為發放單位，而且貸款人對資金的用途要清楚列明，較大型的撥款更集中運用在社區基本建設上，以協助整個社區而非僅僅個人脫貧。

最後，隨着現代通訊技術（互聯網及手機） 的發展以及在發展中國家的普及，申請、審批、管理及收回借款的手續及人力成本已可以大幅降低，從而解決窮人銀行運作成本過高的問題，先前提及坦桑尼亞鄉村銀行「Tujijenge」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總之，微型貸款及由此衍生出來的窮人銀行已發展成一個消滅貧窮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在發展過程中，窮人銀行反映了它不完善的地方，當中一個主要爭議點是它的市場化及金融化。理想化的構圖是藉企業化管理及企業紀律來提升社企的效律，用商業目標與社會目標相輔相成，但在現實世界執行後卻出現一個與預期不符的結果。而這種發展不單出現在微型貸款項目上，在其他社企項目亦會出現。今日我們對微型貸款的反思，亦是對其他高度市場化社企項目的反思！